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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中学习时特别强调，要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健全及时反映风险波动的信息系统，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健全信用惩戒机制；要做到“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要管住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高中级管理人员，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监督管理，加强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都置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视野之内；解决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过低问题。

对此瑞幸咖啡CMO杨飞公开表示，这种战略性亏损符合瑞幸预期，全年的亏损会大于8亿这个数。“通过补贴快速获取客户是我们的既定战略，用适度补贴，获取这一年的市场规模和速度，是非常值得的。”杨飞称，瑞幸的补贴政策将持续3-5年。他在发布会现场表示，“我们和投资人在补贴战略上态度高度一致，他们还担心我们保守。瑞幸刚完成B轮融资，手里有足够的现金。”其中B轮融资的资金用途除了开店、新品研发等，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用于补贴用户与扩大市场。

“极端的幸福和痛苦之间隔着一片颤抖的叶子，”英国作家毛姆写道。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寻找价格中隐藏的机会，等待着变化的发生。彭博数据显示，过去九年以来，上证综指有七年都在10月取得了上涨，涨幅介于1.3%至12.2%之间，仅2012和2013年分别下跌了0.8%和1.5%。这使得10月成为过去9年月度上涨最多的月份之一，与同样受益于长假效应的2月持平。沪指在9月17日触及近四年低点后迄今已累计反弹5.3%，在国庆假期效应的带动下，A股反弹有望在10月延续。

“巴菲特如果在中国打赌就输了，”杨德龙笑说，与主动管理不同，指数基金管理人的主要考核指标是基金对标的指数的跟踪度（偏离度）高低，跟踪的越紧密越好，它并不要求基金管理人的主动操作，也不追求超额收益。完全跟踪指数的基金回报率有时会跑赢标的指数，有时则会跑输，而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偏离度低于每年4%，就算是合格地完成任务。“这也说明，一只合格的指数基金不会输给标的指数，但也不会赢。”“存在就是合理，”李文杰理解指数投资的兴盛，尤其在海外市场，经历过优胜劣汰的过程，市场集中度较高，一名海外投资经理的持股会非常集中在特定的几只股票里，这就导致他很难再去通过主动管理去提供附加价值。“在中国A股市场，主动的组合管理还是较受欢迎。”他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中国A股还是很分散，A股的池子有五六十万亿，流动市值将近二十万亿，即使是最大的几家资产管理公司，相对整个市场来说管理规模也是不大，由于可以选择的标的多，主动的管理就可以显现价值。和全球其他顶级资产管理公司不同，施罗德并不以被动投资为主，定位于主动管理。2017年施罗德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成立，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备案的15家WFOE（外资独资企业）之一。李文杰（Jack Lee）是施罗德集团在中国内地设立的外商独资公司施罗德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的中国A股研究总监及投资负责人。他认为，中国的指数编制存在问题，如果只做指数投资，获得的收益会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市场的大部分收益是由非常少量的公司创造的，在过去十七八年里仅有个别的上市公司股价上涨多倍，其他大部分上市公司并没有创造收益。“如果一个指数是由大部分公司构成，那就意味着这个指数是没有效率的。”

“现在市场对其他指数的需求也发展到一个高点。”陆巧儿称。2012年加入标普公司的陆巧儿，同时也是全球指数研究和设计亚太区总监。她说，以往标普公司在中国发行的都是基准指数，主要是中国的基金经理用来做业绩比较，随着外国投资中国的渠道不断放宽，越来越多的国际基金公司会主动找到标普公司，希望为它们设计指数产品来跟踪中国股票。“这在以前是很少出现的情况。”

“喜欢用指数来做操作的，可能是做一个市场Beta（贝塔）投资，但这通常都是在比较有效率的市场，就像美国，”中国台湾元大投信副总经理张美媛在电话中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通常来讲，整个市场或者板块上涨带来的收益被称为贝塔收益（贝塔系数乘以基准收益），由于紧跟市场波动，可以视作一种被动收益。“然而若将Beta拆解成各种因子来进行投资的话（如价值因子、高品质因子、动能因子），需要大量的公司财报数据分析，但现在大陆公司的财报数字普遍较不完整，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真实情况，也就使得因子投资的有效性有所欠缺。”她认为，大陆股市非为效率市场，仍有许多贝塔中的因子策略可以进行投资，比如拿指数型的产品当核心的持股，然后再运用其他的主动式挑选个股或以多因子策略操作去做卫星的配置。办公室在上海的花旗中国区证券服务部主管蔡美智（Vicky Tsai）也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提到，“财务报表的透明度和准确性是外国投资者对中国A股市场交易的关注点之一。”“中国大陆还是有很多选股不选市的机会，”张美媛说。